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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30 自我辩护之 不充分理由心理 B

认知失调与自我概念

E.Aronson和Elizabeth Nel、Robert Helmreich的实验:
(1969. Opinion change in the advocate as a function of the persuasibility of his audience: A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3, 117-124)

当被试在得到奖赏很少的情况下去录制一场支持使用大麻的演讲时,他们对大麻的态度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当然,只有在被试们认为鲁迅将要向那些在该问题上观点不确定的观众播放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当被试们得知录像将会向那些对大麻态度十分坚决的人播放时,演讲者的态度则只有恨小改变。因此,如果说谎者因说谎得到的奖赏很小,那么他的态度会有较大的改变,尤其是当谎言有可能导致听众的信念和行为发生改变时,更是如此。

大量的后续研究支持了这一推理。E.Aronson提出了就失调与自我概念问题的一般原则:失调的影响在以下条件下达到最大:(1)人们感到个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2)人们的行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行为造成的结果越大,而且人们对行为的责任越大,人们感受到的失调越大;所感受到的失调越大,人们自身态度的改变越大。

只要自我概念受到挑战便会导致失调的观点。比如以下的例子。假如你在家里,正好有人敲门请你为一项很有价值的慈善事业捐助。假如你不想捐,你可以很容易想出拒绝的理由。但是,在募捐者说完那些一般的要求之后,加上一句“即便是一分钱也会有帮助”。无疑,这句话之后你若拒绝捐助就会对你的自我概念形成挑战,从而引起失调。毕竟,一个吝啬到连一分钱都不愿出的人,会属于哪类人?你先前想好的拒绝理由和辩解都不再管用。这一场景被Robert Cialdini和David Schroeder通过实验验证(1976. Increasing compliance by legitimizing paltry contributions: When even a penny hel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599-604)。

结果表明,那些受到“即便一分钱”请求的居民所做出的捐助更多,几乎是仅仅一般请求条件下提供捐助人数的两倍多。而且,平均起来看,“即便一分钱”捐助者所捐助的数额,几乎与其他捐助者一样多。

为何如此?显然,缺少拒绝捐助的外部理由不仅仅促使人们去捐助,而且在捐助者做出捐助决定后,避免让人感到自己小气的想法也影响到他们决定捐助多少。一旦人们决定掏钱,仅仅拿出一分钱是自我降低身份;只有提高更多的捐助,才能与他们好心慷慨的自我认知统一起来。

不充分奖赏在教育中的应用

提供大量的外部理由,可能会抑制兴趣的成长。
Edward Deci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几项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Deci , E. ,1975. Intrinsic motivation. New York: Plenum.
Dec, E. ,1971. Effects of externally mediated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8,105-115.
Deci, E. , Nezlek, J. , & Sheinman, L., 198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warder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motivation of rewarde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 1-10.

Ryan, R. M., & Deci, E., 1996. When paradigms clash: Comments on Cameron and Pierce’s claim that rewards do not undermine intrinsic motiv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rch, 66, 33-38. )
而且Deci还向前一步,他证实,在人们去从事一项很愉快的获得的时候提供奖赏,实际上会降低这项活动对人们的内在吸引力。例如,在Deci的一项实验者大学生们单独解一个小时的趣味难题。第二天,为学生们提供新的实验条件是:只要他们解出一道将得到一美元。控制条件下,就像原来一样,不提供奖赏。到了第三阶段,这两组都没有奖赏。所要考察的问题是:每一组学生对趣味难题的喜爱程度有多大?在第三阶段,Deci通过观察每个学生在自由休息期间是否仍然在解题——这时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来测量他们对这一个活动的喜爱程度。结果发现,未受奖赏组花费了更多自由时间来解题。而受奖赏组在得不到奖赏的情况下,对解题失去了兴趣。

马克·莱佩尔和他的同事们对学前儿童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关系。
(Lepper, M. R. , & Greene, D. 1975. Turning play into work: Effect of adult surveillance and extrinsic rewards on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 479-486.
Lepper, M. R., Keaveny, M. , & Drake, M., 1996.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rewards: A commentary on Cameron and Pierrce’s meta-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6, 5-32.)

研究者要求其中一半孩子进行塑料拼图游戏,并答应人他们稍后玩一种更有趣的游戏。而另一半孩子也进行拼图游戏,但没有允诺提供任何回报。拼图之后,所有孩子都被允许参加更有趣的游戏(但只有开头的一半孩子被告知,这是对他们的奖赏)。几周过后,他们让这些孩子自由参加拼图游戏。结果发现,那些为了获得玩更有趣的游戏而进行拼图的孩子们,在拼图上花费的时间更少。

如果不提供任何奖金或报酬,而只采取表扬的方式对人们进行奖赏呢?大多数家长和教师认为,表扬孩子取得好成绩总是有益的。Jennifer Henderlong和马克·莱佩尔回顾了该领域大量的研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只有运用适度而且让孩子们感到的确值得,表扬才会有益。假如某位家长或教师滥用表扬,以至于让孩子们产生了自己做某事是为了得到表扬的错觉,那么孩子将不会对活动本身产生乐趣。

同样,假如表扬的重点放在竞争上——即做得要比班上大部分孩子好,孩子们便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赢过他人而不是做好某事,结果导致他们不会喜欢所做的事情。

导致人们去关注做好一件事情的外部原因,会降低任务本身的吸引力。而且,正如Carol Dweck指出,当表扬针对的是儿童的努力而不是天赋能力时,它所产生的作用最大。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们在从事一项困难的任务时付出了努力,并因此而受到了表扬,他们会从中汲取一条重要的教训:“当情况变得棘手时,我会努力,因为只要努力就会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假如他们因为聪明而受到表扬,那么一旦出现失败的情形,他们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聪明。”这可能会导致破坏性结果

不充分惩罚

严厉的惩罚只会让人学会逃避被惩罚。

E.Aronson认为,“采用严厉惩罚来威胁一个人不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必须不断地进行干预和警告。假如人们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喜欢做那些事情,而且认为它们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和福利的话,社会管理将会更加有效而且也较少需要那些令人讨厌的限制。假如孩子们感到不受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不作弊、不偷他人的东西很有乐趣的话,社会便可以放松警戒减少惩罚。”

“要求说服人们(特别是少儿)欺负比自己弱的人没有什么乐趣,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可以想象,在某些条件想,人们可以说服自己这类行为是没有乐趣的。”以下是E.Aronson举的例子。

假定你是一个5岁男孩的家长,这孩子喜欢打自己三岁的妹妹。你尽力讲道理,但无效果。于是,为了保护女儿,并且让儿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开始对他的攻击行为进行惩罚。作为家长,你可以采取:
A,特别轻微的惩罚,如用严厉的目光制止;
B,特别严重的惩罚,如狠揍一顿,在墙角罚站两小时,剥夺一个月看电视的权利等。
受到惩罚威胁越严重,你的儿子在你面前改正的可能性越大。但只要你看不见,他便可能变本加厉地打自己的妹妹。

在两种情况下,孩子都会体验到失调。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打自己的妹妹,同时也知道自己特别喜欢打自己的妹妹。当他强烈地希望去打自己的妹妹,但又不能打她时,他会问自己,“我怎么不去打我的小妹妹呢?”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有一个来自外部的理由作为现成的答案:“我之所以现在不去打她是因为,如果我打了她,那边的那个巨人(我的父亲)就会来揍我,让我站墙角,并且一个月不让我看电视。”这样,严重的威胁为这个孩子的“当着父亲的面不打自己的妹妹”提供了充分的外部理由。

在轻微的威胁下,这个孩子也体验到失调。但当他问自己“我怎么不去打我的小妹妹”时,他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那种威胁太轻微了,以至于不可能提供充分的理由。这个孩子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他有一些不做这事的理由,但是缺乏充分的辩护。在这种条件下,他会不断地体验到失调。他不能通过简单地将不做这件事情归咎于严重的威胁来减少失调。

这个孩子必须为自己不再去攻击自己的小妹妹找到一种辩护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使自己相信,他的确不喜欢打自己的小妹妹,一开始他就不想这样做,而且打一个小猴子没有什么乐趣。所受到的威胁越不严重,所能够找到的外部理由越少;而能够找到的外部理由越少,就越需要去寻找内部理由。为人们提供构建自身的内部理由的机会,是向建立个人持久价值体系迈出的一大步。

为了验证以上观点,E.Aronson和Carlsmith J.M.在哈佛大学幼儿园进行了一项玩具偏爱的实验

(Aronson, E., & Carlsmith, J. M., 1963. Effect of the severity of threat on the devaluation of forbidden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584-588)

研究者首先要求五岁的孩子们对几种玩具的吸引力进行评价;接下来挑选每个孩子认为非常有吸引力的玩具,并且告诉他不能玩这个玩具。对其中一半的孩子,研究者采取轻微的惩罚来威胁可能出现的违反行为:“我会有些生气”。而对另一半孩子采取较重的语气:“我会非常生气”;“我会把所有的玩具都带回家去,再也不回来”;“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婴儿”,等等。随后,研究者离开房间,让孩子们玩其他玩具——以此来阻止那件被禁止玩的玩具的诱惑。结果所有的孩子都抵制住了诱惑,没有一个孩子去玩那件被禁止玩的玩具。

返回房间之后,研究者再次要求孩子们对所有的玩具进行评价。结果是这样的:那些受到轻微的威胁的孩子们认为,被禁止玩的玩具不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有吸引力了。总之,由于对不玩那件玩具缺乏充分的外部理由,他们成功地使自己相信他们没有玩那件玩具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它。
相反,对于那些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而言,那件玩具的吸引力没有减弱。甚至,有几个孩子甚至认为它比受威胁以前对自己的吸引力更大了。那些受严重威胁条件下的孩子,可以对不能玩那件玩具提供充分的外部理由,为此他们不必去寻找其他理由,因此,他们仍然喜欢那件玩具。

乔纳森·弗里德曼拓展了这个发现,并且戏剧性地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持久性。
(Freedman, J. 1965. Long-term behavioral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 145-155.)

他所采用的“关键玩具”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电动机器人,可以来沪奔跑,还能向孩子们的敌人扔东西。其他的玩具就没什么吸引力。显然,孩子们都喜欢这个玩具。
当然,他不允许孩子们玩这个玩具,对其中一些提出轻微的惩罚威胁,对其他孩子提出严重的惩罚威胁。随后他离开学校。几周后,他的一名助手回到匿名回到学校,对孩子们进行一项纸笔测试。在这个测试的房间就是弗里德曼上次使用的房间,里面随意摆放着那些玩具。在测验结束后,助手开始计算分数,并让孩子们四处自由活动。
结果是,几周前受到过轻微威胁的孩子绝大多数拒绝去玩那个机器人,他们去玩其他玩具。相反,那些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事实上绝大多数会去玩那个机器人。
总之,严重的威胁并不能有效阻止孩子们后来的行为,但某种轻微威胁的影响却可以在九周以后仍然阻止孩子们的行为。

这些孩子们并没有因为大人告诉他们做某件事不受欢迎而去贬低这一行为(玩那个玩具)的价值,他们是自己让自己相信它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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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30 自我辩护之 不充分理由心理 A

假如一个人所表达的看法难以从外部加以辩护,这个人就会试图从内部进行辩护,努力使自己的态度与所表达的看法更加一致。

例如,有人向人宣称古巴政权、朝鲜政权是人类最好的政权形式。但事实证明他的错,那么,他对此的辩护方式可能是:寻找外部理由,如果外部理由没法寻求,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奖赏:假如有一个富豪向你支付5000美元,让你鼓吹古巴、朝鲜政权。第二天醒来,你并不会为此感到失调。

你那“我说了一些有关古巴和朝鲜的好话,对这些话我并不相信”的认知,与“我是一个诚实而公正的人”之间,会出现不一致。但与此同时,你可以为自己所说的话提供充分的外部理由“我为了得到五千美元才赞美卡斯特罗和金正恩,而且这样值得”。你不需要软化你对古巴、朝鲜的态度来为自己说过的话辩护,因为你知道自己为何这样讲: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正确,而是为了得到五千美元。你认识到自己靠出卖灵魂得到了五千美金,而且觉得那样值得。

这种现象称为“讲过为真”。也就是说,失调理论预测:人们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但只是在没有充分的理由对那些与自己原有态度相反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才会如此。与此同时,不能忘了,对依从的奖赏越大,一个人做出依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结果是态度产生了持久的变化,则奖赏越大,人们的态度出现变化的可能性越小。假如我希望你做的只是发表一个讲话,来赞扬卡斯特罗的公费医疗制度或者其他什么事物,我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尽最大可能地给你奖赏。这样做,会增加你依从并发表讲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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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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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定我还有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希望促使你的态度和信念产生持久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相反的做法才会凑效。我所提供的诱导你发表讲话的外部奖赏越少,你就越需要通过使自己相信所讲的事情正确,来为自己的讲话寻找另外的理由。这将导致态度出现实际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依从。这种方法的重要程度不可讲得太过分。

假如人们由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这样做又很少有理由,那么他们的态度的变化将会相对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改变态度并不是因为某种奖赏(依从),或者是因为受到了某个有吸引力的人的影响(认同),而是因为人们成功地让自己相信原有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是态度改变的一种强有力的形式。

实验例证:

利昂·费斯汀格和默瑞尔·卡尔史密斯的撒谎实验 (Festinger, L., & Carlsmith, J. M., 1959. Cognitivi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m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210)

研究者让大学生们去做一系列十分枯燥而且需要不断重复的事情——把卷轴装进一个盒子里,再倒出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将盒子装满;或者将一排排螺丝钉旋尽四分之一,然后旋出来,再旋进去四分之一。学生们这样干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实验者们要求学生们对所做的事情撒谎;具体而言,他让学生们告诉一位年轻女士(她正在等候参加实验),她将要做的事情充满了乐趣。一些学生因撒谎得到了20美元,而其他学生则只有1美元。实验结束后,一位访员询问撒谎者,他们对实验中刚做过的事情喜欢程度如何。

结果一目了然:那些得到20美元的撒谎者,评价说所做的事乏味单调——他们说的是事实。而对于只得到一美元的人,他们的评价是:自己做的事情有趣。

换句话说,那些可以为撒谎找到充分外部理由的人,虽然会去说谎,但并不相信;而那些不能为撒谎找到很多外部理由的人,则倾向于相信自己所说过的话正确。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单调枯燥的活动。

Arthur R. Cohen让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去做出一项非常困难而且与他们的态度相反的行为。(Cohen, A.R., 1962. An experiment on small rewards for discrepant compliance and attitude change. In J. W. Brehm & A.R. Cohe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ssonance (pp 73-78), New York: Wiley.)

Cohen在一次学生骚乱后马上进行了他的实验,骚乱中纽黑文市警察做出了出格的反应,野蛮地对待学生。实验者要求学生写一篇短文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强有力的支持,而这些学生强烈地认为警察的行为一向很恶劣。在写短文前,一些学生得到了10美元,另一些得到了5美元,还有一些得到了一美元,第四组的学生只得到50美分。完成短文后,每个学生都被要求表明各自对警察行为的态度。结果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获得的奖赏越少,学生们的态度辩护越大。得到50美分的学生,更赞同警察的行为,而得到10美元的学生对警察的支持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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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9 自我辩护之 不可改变的重要性

Robert Knox和James Inkster只是在赛马场拦住了那些前去下两美元赌注的人。这些人已经选好马匹,正要去下注,研究者问他们对自己所选的马匹胜算多大。由于他们正在前往下注的窗口的路上,因此他们的决定并非不可改变。在另外一些赌徒离开下注窗口的时候,研究者拦住了他们,也询问了他们对自己所选马匹胜算的把握有多大。(1968, Postdecision dissonance at post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19-323)

结果表明,那些已经为自己所选的马匹下赌注的人,比那些正要去下注的人,感到胜算把握更大。当然,实际上除了最终结果职位,任何事情都不会对胜算产生影响。

当某项决策不可改变时,会导致更多的失调,为了减少这种失调,在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决策的不可改变性总会增加失调,并且会增强人们减少这些失调的动机,但在一些场合下不可改变也并非必不可少。这里是一个例子:

假定你走进一家汽车展厅去购买一辆新车。通过与几位车商的接触,你已经从内心给出了自己想购买的车型价格;你觉得可能需要9300美元上下。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你只需8942美元就可成交。这桩交易令你心动不已,你马上同意成交并且用支票支付了定金。当销售容易拿着你的支票去找销售经理完成交易时,你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坏消息在十分钟后,那位销售人员回来了,脸色一副无奈的样子;看起来他算错了,他的销售经理发现了这个错误。扯的实际价格是9384美元。你可以到低于这个价格的其他经销商那里去购买;也就是说,你所作出的购买决策并非不可改变。尽管从这家经销商购买这款车的理由(价格)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与一开始就报价9384美元相比,更多的人会将交易继续下去。

事实上Robert Cialdini,这位曾经为某家汽车经销商做过短期销售人员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以上描述的策略时一种常用的而且颇为有效的伎俩,被称为 虚报低价, 或者用低价来为难消费者(Cialdini, R. , Cacioppo, J. Bassett, R., & Miller, J. 1978. Low-ball procedure for producing compliance: Commitment then co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463-476)。

Mills, J.对六年级学生做了一个关于作弊态度转变的实验。他让他们参加了一项竞争性的考试,考试中的获胜者将会获得奖赏。在实验者所安排的情景中,不去作弊几乎不可能获胜;而且,这种情景很容易让孩子们去作弊,并认为自己不会被察觉。正如可以预览的,一些学生作弊了,另一些没有。第二天,这些六年级的学生再次被要求说明他们对作弊的感受。(Mills, J. 1958. Changes in moral attitudes following temp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6, 517-531)

总体看,那些作弊的学生变得对作弊更加宽容,而那些拒绝作弊诱惑的学生则对作弊采取了一种更为严厉的态度。

这个实验所提示到的一点是:那些对某种观点反对最积极的人,并不是那些一直与该观点保持距离的人。例如,人们可以大胆预测:那些对当代年轻人身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性自由最为愤怒的人,不太可能是那些自己从未受到过诱惑且从未有过随意性行为的人。事实上,Millst的资料显示,那些最强烈地对这类行为进行打击的人,正是那些受到过强烈诱惑的人,这些人几乎快要屈服于这种诱惑,但最终还是拒绝了。那些几乎决定去干错事的人,往往最容易指责他人。

Henry Adams和他的同事们向一群男性出示了一系列清晰的色情录像带(包括两性之间、男同性恋之间、女同性恋之间),同时测量他们的性唤起水平。尽管大多数男性在观看两性或者女同性恋的录像时性唤起水平会增加,但是在观看男同性恋录像时性唤起水平最高的,却是那些对男同性恋持有最强烈反对态度的人。(Adams, H. , Wright, L., Lohr, B. 1996. Is homophobia associated with homosexual arousal ? Journal of Abmormal Psychology, 105, 440-445.)

那些在某一问题上强烈地支持某种态度的人,之所以会倾向于抵制任何改变这种态度的明显企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我辩护的需要。

E.Aronson开玩笑道,假某个当代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式人物想为一位现代统治者提出建议,依据决策后果理论和材料,他便可能提出下列策略:

1.假如你希望人们对某个对象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就要让他们自己拥有这一对象。
2.假如你希望人们对一些不端行为的道德态度出现软化,就要诱导他们去做出这类行为;反过来讲,假如你希望强化人们对某种不端行为的道德态度,你也需要诱导他们,但不能诱导到让他们做出这种行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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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8 自我辩护之 决策造成的失调

一个最近购买了新车的人,会开始选择性地去阅读广告;在购买新车之后,他会比那些最近没有购买这种汽车的人,更多地阅读与这种汽车有关的广告。另外,新车主倾向于尽量避开其他型号的汽车广告。这正是Danuta Ehrlich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项著名的广告读者调查中所发现的(Ehrlich, D. Guttman, I., Schonbach, P., & Mills, J. 1957. Psotdecision exposure to relevant infromation. Journal of Abm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98-102)。

类似地,Jeffry Simpso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Simpson, J. A., Ganestad, S. W., & Lerma, M. 1990. Pereption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maintennance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192-1201),与那些没有建立起忠诚的恋爱关系的人相比,那些已经建立起这种关系的人,会认为其他异性的身体和性吸引力较低。另外,Simpson和他的合作者还发现,这种效应只是对“合适的他人”起作用;假如所提供的人选年龄有些偏大或者是同性,那些建立了忠诚的恋爱关系的人便不会贬低这些人的吸引力。简言之,没有威胁,就不会出现失调;没有失调,就不会去贬低他人。

登门槛技术: http://faydao.tumblr.com/post/10507020951 这也是认知失调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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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7 自我辩护之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Festinger, L. ,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d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聊何时只要某个人同事拥有心理上不一致的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换句话说,如果分别加以考虑,一种认知的对立面试另一种认知的结果,这两种认知就会导致失调。由于认知失调会带来不愉快,人们便会有目的地去减少它;这一过程与人们因饥渴而引起某种驱力并设法减少这种驱力的过程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这里引起驱力的力量是认知不适,而不是生理上的需求。一个人持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无疑是与荒谬为伍,而且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所看到的,人类这种生物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确信自身的存在不是一种荒谬。

认知失调理论并没有将人类描述为理性的存在,而是将他们描述为理性化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基本假定,我们人类并不试图确保自己正确,而只是试图相信自己是正确(聪明、正直、可靠)的。

Rick Gibbons和他的同事们发现(Gibbons, F. X., Eggleston, T. J., & Benthin, A. C., 1997. Cognitivie reaction to smoking relaps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dissonance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84-195),那些进戒烟诊所的重度吸烟者,会戒烟一段时间,随后又故态复萌,再次成为重度吸烟者,结果是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对吸烟危害程度的认识。

而且,为了进一步确证自己是个完美、有道德的人,他/她可能走得更:通过大量吸烟来证明他/她根本不信吸烟是有危害的。

1997年,39名天门教徒在加州集体自杀,他们成功地蒙骗了自己。

人们看待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取决于他们对特定信念和行动过程的坚持程度。为了减少失调,人们会对事物加以歪曲。人们进行歪曲的方式以及歪曲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

Jones, E.和Rika Kohler通过实验(1959, The effects of plausibility on the learning of controversial statements. Journal of Abm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315-320)充分证明了减少失调行为的非理性。

研究者们选择的被试是一些对种族隔离问题持某种强烈立场的人;一些被试赞成隔离,而其他人则对此持反对态度。实验者让这些被试阅读了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论点。一些论点是明智的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另一些论点听起来根本没有道理,甚至是近乎可笑的。Jones和Rika感兴趣的是确定人们对那种论点记忆最好。

假如人们是纯理性的,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会对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点记忆最好,而对某些听起来没有道理的论点记忆最差,但为什么在现实中人们又会记住一些听起来没有道理的论点呢?按照上面的说法,理性人会复述并记住所有合理的论点,而摈除所有可笑的论点。

认知失调是如何预测的呢?按照这一理论,最令人感到内心舒适的是,所有的聪明人都站在你的立场上,而所有的傻瓜都站在另一立场上:假如一个人的立场得到了一种愚蠢的论点的支持,则会引起失调,因为这会导致此人对那一立场是否明智或者赞成那一立场的人是否聪明产生怀疑。同样,一种听起来有道理的论点,站在了问题的另一立场上,也会导致失调,因为它意味着另一立场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论点引起了失调,人们就会尽力不去考虑它们——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不会很好地去了解它们,或者干脆就忘记它们。

这正是Jones和Rika的发现。他们的被试并非以理性起作用的方式进行记忆,这些人倾向于记住的是:那些符号自己立场且听起来有道理的论点,以及那些与对方立场一致而且听起来没有道理的论点。

在另一类似实验中,Charles Lord, Lee Ross和Mark Lepper发现(1979,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2089-2109.

See also: Edwards, K., & Smith, E., 1996. A disconfirmation bias in the evaluation of arguments. Journal of Persi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5-24),人们在处理信息是不会采取不偏不倚的方式。相反,人们会采取一种与自己原来所确信的观点相符合的方式,对信息加以歪曲。

研究者从斯坦福大学分别挑选了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学生。他们让这些学生阅读两篇研究论文,论文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其中一项研究证实了学生们已有的看法,而另一项则没有证实。如果学生们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可能会推断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两组学生可能会在有关死刑的看法上相互接近。另一方面,认知失调理论预测,他们会对两篇论文加以歪曲: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看法的论文牢记在心,并为其确凿无疑地支持了自己的看法而兴奋不已;而对不能证实自己看法的那篇论文,他们则会寻找方法上或者概念上的错误,并拒绝来自它的影响。这就是他们的发现。事实上,在看到从两个方面提供的这份材料之后,两组学生的看法不仅没有更加接近,他们的意见分歧反而比此前更加明显。

这一过程大概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在类似政治或宗教之类的问题上,不管我们的论点多么有力和公正,那些笃信某种观点的人几乎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对事物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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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6 社会解释中的三种偏差

1.基本归因错误

在某档问答节目中,回答者能否回答出一些随机问题,使得旁观者会认为回答者是否聪明。这就是归因错误,将注意力集中到个人而不是社会环境,就容易出现这种错误。

2.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关注的焦点不同导致了偏差:Micheal Storms的实验(1973, Videotape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 Reversing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s and obser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 165-175)表明,行动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环境以及过去的经历;他/她可能对导致自己行为的因素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具有特殊的体验。相反,观察者的注意力几乎总是集中在行动者身上:因此,观察者可能并不知道行动者做出某种行为的历史和环境原因。

Storm的实验是这样的:

两位观察者对正在交谈的另外两个被试进行了观察,实验者要求每个观察者分辨对两个谈话者中的一个人进行监听。谈话结束后,要求行动者和观察者指出,谈话中出现的诸如友好、健谈、紧张、支配等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个人特性或者情境。正如可以想象到的那样,行动者更可能从情境方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而观察者则从行动者的个性特征来解释这些行为。

这并不让人吃惊。一些被试在收看重播的谈话录像带时,或者让他们从与最初观察时相同的视角观察(例如,行动者收看的是另一个人的录像带,观察者收看的是被要求监听的那个人的录像),或者让他们从相反的视角观察(例如,行动者收看他们自身的录像,观察者收看另一个人的录像)。当视角相同时,会出现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当视角相反时,也会出现这种偏差。那些从观察者的立场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行动者,更可能从性格因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而那些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收看录像的观察者,则更可能从情境方面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3.自我偏差

人们都有自我中心的思维,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这也使得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观点自相矛盾:尽管许多美国人都为他们的科技成就感到骄傲,但只有不到10%的日报上辟有固定的科学栏目。相反,90%以上的报纸每天都有占星术专题文章。关于占星术,报纸都采用P.T. Barnum陈述法:每分钟都会出现一个容易上当的傻瓜。Barnum陈述是一种个性描述,它所含有的陈述几乎对每个人都是正确的。

自利偏差: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性格归因,对自己的失败进行情境归因。

对以上偏差的一种解释是:我们要用这样的归因来保护和维护我们的自我概念和自尊心。这就是自我防卫。

自我偏差的价值

Martin Sligman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相信失败是由于坏运气引起的,而且可以通过努力和能力加以克服——会导致更多的成功,更佳的健康,以及更好的精神状态。

人们对世界的各种歪曲看法,都往往是由为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动机引起的。在进行自我辩护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意义进行解释或者歪曲,以便于使它们符合自己所认为道德上完美而又合乎理性的人的行动。

自我偏差中带有自我防卫,因而产生信念,也就产生各种偏差,因为偏差,而产生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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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5 态度与行为的相关

Alan Wicker 1969年:从总体上看,研究表明,态度与外显行为之间很可能不存在相关或者相关很弱,而并非存在着很强的相关。

人们一般会屈服于直接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压力——即,最直接的压力。

而Carol Dweek和她的同事们都证实了人们较为持久的信念所具有的行为后果(1999, Self-theories: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 persoanlity, and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PA:Talor & Francis)。根据她的观点,儿童会对诸如智力或善良这类起决定作用的品质具有持久的内隐看法。这些看法会对儿童的判断和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拿智力来说,有人认为智力是先天的,而有人认为是后天的。前者会在尝试中变得畏手畏脚,他们惧怕失败,因而选择更妥当的方案来避免失败。而后者则更愿意寻求挑战,并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在遇到困难时也不放弃,而且会更加努力活着尝试另外一种策略——他们的适应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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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4 人类认知的保守性

Wyatt D.F. & Campbell. D.T, (1951. On the liablity of stereotype or hypothersi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496-500.

Burner, J.S., & Potter, M.C., 1964. Interference in visual recognition. Science, 144, 424-425)的证实偏差实验:

假设你在一个暗房里观察一张照片,图像很模糊,几乎不可能辨认出是什么。渐渐地,图像开始清晰起来,但还是有一点模糊。此时,要求你推测图像上是什么。假如你和参与这项实验的大部分被试一样,那么你此时正确回答上来的概率为25%。现在,假定你直接去看有一点模糊的图像,而没有了前面逐渐清晰的过渡,你做出正确回答的概率会是更高还是更低?

乍一看,似乎你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会变低,没有了逐渐清晰的过程,但是此时你的正确回答的概率几乎达到75%——准确率提高了三倍。

这项实验的结果说明了一种被称为证实偏差的现象。所谓证实偏差,是指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求对最初的印象或看法加以验证。当那张图像非常模糊的时候,大多数人会就它可能是说明进行假设——像马,不,想埃菲尔铁塔。我们倾向于坚持这类最初的推测;这类推测会对我们解释有点模糊的图像产生干扰。

许多证据表明,证实偏差是人类思维中的一种普遍倾向。

Mark Snyder 和William Swann的另一项实验(1978, Hypothesis-tesing process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202-1212):

实验者告诉女大学生们,他们要见到的那个人或者是一位外向者(热情、好交往、友好),或者是一位内向者(保守、冷漠、疏远的)。接着,让她们准备一套要向这个人提出的问题,以便对他/她进行了解。她们会准备问些什么类型的问题?总体上看,被试们都寻求验证她们最初的假定。那些认为自己会遇到一位外向者的被试,更可能提问这样一些验证她们假设的问题:“你会做些什么来活跃晚会的气氛?”或者“在什么场合下你最健谈?”而认为自己会遇到一位内心者的被试很可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场合希望自己有较多的交往?”或者“在喧闹的宴会上,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请注意,假如对问题的回答是真诚的,被试对这个人的假设很可能被证实。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外向者还是一个内向者,当他/她回答第一套问题时,他/她便可能看上去是外向的,而当他/她回答第二套问题时,他/她便可能看上去是内向的。

事后聪明偏差

我们不仅倾向于要证实自己的假设,而且往往对它的真实性十分有信心。这一点可以通过Baruch Fichhoff的事后聪明偏差或者“后见之明”效应来解释(1975, Hindsight is not equal to foresight: The effect of outcome knowleged o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xperienmental Psychol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 288-299.
1977, Preceived informativeness of facts. Journal of Experien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 349-358)。一旦知道某事的结果,我们便会更倾向于认为,事前我们已经对此进行预测。

以上的偏差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人类认知倾向于保守。

我们可以获知:第一次获得的信息几乎总是影响最大的,在形成判断时过度运用容易使用的分类;有时,代表性便捷式判断和态度便捷式判断会被误用;定型会对信息处理造成歪曲,而且会证实定型所具有的明显价值;为适应当前的观点,记忆会被重构。

然而安东尼·格林沃德提出,认知保守性至少具有一个方面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将所感知到的社会生活,视为一个连贯而且稳定的空间。

我们如何避免认知保守性的消极后果?
1.提防那些试图影响你对情境加以分类或界定的人。有许多途径可以对某个人或者时间加以界定和分类。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有人会建议采用某种特定的分类方式?”
2.尽力采用多种途径对某个人或事件加以分类和描述。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个人或事件,我们就不会依靠惟一的分类方式,并因此导致应用不当——对资料加以扭曲以适应原有的观点。
3.尽力将个人以及重要的事件看作是独特的;尽管他们可能是某个具有突出特征的类别中的的成员(例如某个特定的种族或者性别),但他们也是许多其他类别中的成员,而且他们具有自身的特质。个性化有助于防止某种定型或者便捷式判断的过度使用。
4.在形成某种印象的时候,要考虑你犯错误的可能性——你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或多种认知偏差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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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3 自传式记忆

我们具有一种Hazel Markus所称的滋味图式(1977, Self-schemata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63-78.
Markus, H. &Nurius, P. 1986. Possible sel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954-969)来组织我们个人经历的强烈倾向:将与我们自身有关的连贯一致的记忆、情感和信念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因此,我们的记忆以这样一种形式被扭曲:它们会适应我们对自己的总体印象。

Elizabeth Loftus发现(1993,。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 48, 518-537),仅仅让一个关系很近的亲人煞有介事地谈论某些事情,就可以将童年的虚假记忆植入年轻人的头脑中。例如,如果一个年轻人的姐姐告诉他,“还记得你五岁的时候你曾经在大学购物中心走失了几个小时吗?你惊慌失措,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帮助了你。当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正抓着那个人的手在哭。”在听到这个故事几天的时间里,大多数人会将所植入的记忆,吸收到他们自己的经历之中,会添油加醋地增加一些细节。而且会确信这件事真的发生过——而实际上,它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虚假记忆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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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2 记忆重构

1986年7月2日 Timothy Hennis被指控对Kathryn、Kara和Erin Eastburn三人犯有谋杀罪,对Kathryn Eastburn犯有强奸罪。

Elizabeth Loftus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对Hennis的第二次审判。Loftus此前曾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记忆重构研究计划——考察“暗示性的”盘问对记忆和后来目击者证言的影响。(Loftus, E.F., & Palmer, J.C. ,1974。 Reconstruction of automobile destruction : An exp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3, 585-589)

详情见:http://seattletimes.nwsource.com/html/localnews/2003291530_oldmurder06m.html

Accusations again pursue suspect in 1985 killings, despite acquittal

An ex-soldier was first convicted, then found not guilty in triple slayings in North Carolina. Now he has been recalled to the Army to face a military investigation…

By Nancy Bartley

Seattle Times staff reporter

For 17 years, Timothy Hennis’ name has been synonymous with the wrongly accused.

After the Army sergeant was acquitted in 1989 of the slayings of a North Carolina woman and her two young children in 1985, Hennis became the subject of a book and a TV movie, and he was listed on dozens of Web pages that sought to protect the innocent from wrongful prosecution.

Hennis retired from the Army as a master sergeant in 2004 and settled into Lakewood, Pierce County, far away from Fayetteville, N.C., the scene of the horrific crime that upended his life.

That all seemed to be in the past until Sept. 26, when Hennis received a hand-delivered notice from the Army informing him he was being recalled to active duty. The purpose: so the Army can investigate him for the 1985 murders.

Hennis, a 48-year-old married father of two, has until Oct. 30 to report to Fort Bragg, N.C., where he will be assigned to a special troops battalion and given duties commensurate with his rank, said Col. Billy Buckner, an Army spokesman.

While Hennis is back in uniform, the Army says it will look into what Buckner says is new DNA evidence in the slayings. The ability to process DNA wasn’t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s.

Hennis didn’t return calls seeking comment.

Lt. Charlie Disponzio, of the Cumberland County, N.C., Sheriff’s Office, said the department was running evidence taken from cold-case crime scenes for DNA information when it found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1985 slayings and contacted the district attorney.

The district attorney provided the new evidence to the military, because Hennis already had been tried in state court and,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 can’t be tried there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The military has jurisdiction over soldiers even for crimes committed off base.

Legal maneuvers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reopen a case and potentially retry a defendant after he’s been acquitted are rarely used, generally being reserved for cases in which prosecutors believe justice has not been served, legal experts say.

“There are rules for prosecution in federal courts, and you shouldn’t do this without some good basis for thinking that justice wasn’t done,” sai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aw School professor John Junker.

The retrial is possible under the U.S. “dual sovereignty” doctrine, which holds that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urts are “like separate nations,” Junker said. Many cases actually could be tried in both jurisdictions but, for practical reasons, generally aren’t.

“Federal prosecutors usually respect the state court’s verdict, but they don’t have to,” he said.

The most notable case involving a dual-sovereignty issue was the 1992 Rodney King beating, in which a California jury found that Los Angeles police officers charged with assaulting King were not guilty. The officers were recharged and convicted in federal court of violating King’s civil rights.

Hennis was recalled to Army duty because of a decision to pursue a military court-martial rather than a federal court case in the North Carolina slayings.

In 1985, Hennis was a married paratrooper, assigned to the Army’s Fort Bragg, when he answered a classified ad placed by members of a military family, relocating to England, who needed a home for their dog.

Hennis went to the home of Kathryn Eastburn and her three children May 7. Her husband, an Air Force captain, was away on training. Hennis took the dog home.

Several days later someone came to the house, raped and killed Eastburn and fatally stabbed her two daughters, ages 5 and 3. Her 22-month-old baby was left unharmed in a crib.

Hennis and his wife, Angela, heard about the slayings and that police wanted to talk to the man who had taken the Eastburns’ dog. Hennis contacted the authorities and was eventually charged with raping Eastburn and killing the three victims.

In a sensational trial during which the prosecution projected crime-scene images on a wall above Hennis’ head, he was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ruled the trial had been unfair and found there was little evidence linking Hennis to the scene. He was re-tried.

In Hennis’ second trial, world-renowned memory expert Elizabeth Loftus, formerly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estified about the fallibility of eyewitness recollections, undermining the testimony of a witness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someone dressed like Hennis in the driveway of the Eastburn home at the time of the slayings.

In 1989, Hennis — who had spent more than two years on death row — was acquitted.

Somewhat in the book “Innocent Victims” but especially in the a made-for-TV movie by the same name, Hennis is portrayed as an innocent man who fought the system and won.

Nancy Bartley: 206-464-8522 or nbartley@seattletimes.com


以及 http://www.expandmind.com/socialcognition.html 中的
(Re) Constructive Memory

(Re) Constructive Memory

What is the role of memory in social cognition? Human memory is primarily reconstructive in nature. By his I mean that we do not record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past events-like a tape recorder or a VCR- but instead re-create many of our memories from bits and pieces that we can recall and from our no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what should have been. Perhaps you disagree with this assertion about human memory; most people do. If you do happen to disagree, you should expect an argument from Timothy Hennis, a sergeant in the U.S. Army. The research that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emory is (re)constructive probably saved Sergeant Hennis’s life. Let me explain.

On July 4, 1986. Hennis was convicted of the triple murder of Kathryn, Kara, and Erin Eastburn and the raped of Kathryn Eastburn. The crime was a particularly grisly one. Apparently an intruder had broken into the Eastburn home, held a knife to Kathryn Eastburn, raped her and then slit her throat and stabbed her fifteen times. Three-year-old Erin and five-year-old Kara were each stabbed almost a dozen times. The police followed a quick lead. Earlier in the week Timothy Hennis had answered the Eastburn’s newspaper ad requesting someone to adopt their black Labrador retriever. Hennis had thaken the dog on a trail basis.

During the trial, two eyewitnesses placed Hennis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Chuck Barrett testified he had seen Timothy Hennis walking in the area at 3:30 A.M. on the morning of the murders. Sandra Barnes testified she had seen a man that looked like Hennis using a bank card that police had earlier identified as one stolen from the Eastburns residenc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ennis had an airtight alibi for his whereabouts on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and there was no physical evidence (fingerprints, clothing fibers, footprints, bloodstains, hair) to link him to the scene, a jury convicted Hennis and sentenced him to death by lethal injection.

Hennis spent 845 days awaiting his execution on death row before a judge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s ordered a new trial on the basis of a procedural technicality unrelated to 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Hennis’s lawyers knew that if Hennis had any chance of overturning his conviction, they would need to attack 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placing him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And it was weak evidence. Chuck Barrett had originally told police two days after the murders that the man he saw had brown hair (Hennis is blond) and was six feet tall (Hennis is much taller), and when asked to identify Hennis into a photo lineup, Barrett was uncertain of his judgment. When Sandra Barnes was first contacted by police a few weeks after the crime, she told them firmly and emphatically that she had not seen anyone at the bank machine that day. Why then at the trial had both of these eyewitnesses so confidently placed Hennis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Were they both liars? Probably not; their memories of the events had be leveled and sharpened-constructed and shaped-by over a year of questioning by police and lawyers.

Elizabeth Loftus a talented cognitive psychologist, served as an expert witness at he second Hennis trial. Loftus had conducted a fascinating program of research on reconstructive memory-investigating how such “suggestive” questioning can influence memory and subsequent eyewitness testimony. In one of her experiments, Loftus showed subjects a film depicting a multiple car accident. After the film, some of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About how fast were the cars going when the smashed into each other?” Other subjects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but the word smashed was replaced by the word hit. Subjects who were asked about smashing cars, as opposed to hitting cars, estimated that the cars were going significantly faster and, a week after seeing the film, were more likely to state the there was broken glass at the accident scene (even though no broken glass was shown in the film).

Leading questions can not only influence the judgment of facts (as in the case above), but also can affect the memory of that was happened as well. In another experiment, Loftus showed subjects a series of slides depicting an auto-pedestrian accident. In a critical slide, a green car drove past the accident. Immediately after viewing the slides half of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Did the blue car that drove past the accident have a ski rack on the roof?” The remaining subjects were asked this same question but with the word blue dele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ose subjects who were asked about the “blue” car were even more likely to claim incorrectly that they had seen a blue car (even though in reality it was green). A simple question had changed their memory. In subsequent experiments, Loftus had succeeded in planting false memories of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the minds of young adults by simply instructing a close relative to talk about these events as fact. For example, if a young man’s older sister says to him, “Remember the time when you were five years old and you got lost into a panic-and an oldish man tried to help you? When we discovered you, you were holding the old man’s hand and were crying?” Within a few days of hearing such a story, most people will have incorporated that planted memory into their own history, will have embroidered it with details (“oh yeah, the old man who helped me was wearing a flannel shirt), and will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it really happened-when, in fact, it didn’t.

In her testimony at the Hennis trail, Loftus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reconstructive memory and they ways that an interrogation can lead an observer to construct an imaginary scenario and then believe that it really happened. Consider the testimony of Sandra Barnes. At first she could not recall the presence of anyone at the bank teller machine. However, after listening to months of television coverage and reading a year’s worth of newspaper stories about the crime, coupled with the pressure stemming from the fact that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might have seen the real murderer, Barns reconstructed a memory of her visit to the bank machine that included someone who looks like Hennis-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students who recalled a blue rather than a green car in the Loftus experiment. By rehearsing this new construction repeatedly for lawyers and judges, Barnes came to accept the fact. It is important to not that Sandra Barnes was not intentionally lying. She was simply reconstructing the event. She came to believe what she was saying. A similar story can be told about Chuck Barrett’s testimony. Subsequently, the man he was the morning of the murder was conclusively identified as another man on his way to work- not Hennis.

Fortunately for Hennis, this wa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On April 20, 1989, a second jury declared Timothy Hennis to be innocent of the crimes, noting that there was no physical evidence linking Hennis to the scene and that 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was weak. Hennis had been a victim of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lack of realization that memory is often (re)constructive. The case remains unsolved as of this writing, but police are following two new leads: a second rape and murder in a neighboring town that bears a striking similarity to the Eastburns murders and was performed while Hennis was on death row, and convincing series of “Thank you” notes sent to Hennis and police, by and unknown person, thanking Hennis for taking the rap for his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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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cal Animal 21 :分类与社会定型

Robert Rosenthal 和 Lenore Jacobson的定型试验(Rosenthal, R. & Jacobson, L. , 1968.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ion.
Rosenthal, R. 2002. The Pygmalion effect and its mediating mechanisms. In J. Aronson (Ed.),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ment: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education. San Diego : Academic Press):

实验者首先对某所小学的所有学生进行智力测试,对分数统计后,他们从每个班级中随机挑选20%的学生,并告诉老师,测试显示这些学生是“能成大器者”,他们在今后的一年里智力会有很大的提高,由此而使教师对这些学生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结果显示,那些被教师误认为能成大器者,比那些被认为不能成大器的人,的确变得聪明了,而且智力得分也有明显的提高。

这种预期或者定型引导人们采取一定方式对待他人,使他们证实自己预期的过程,称之为自证预言。

那么这个老师的预期又是如何提高了那些被视为能成大器者的智力的?当老师们看到这些学生身上所具有的千里之后,他们(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为这些学生创造了一种更加温暖的“气候”;他们给予这些学生更多的关注,更为严格的反馈以及更多的回答问题的机会。这些都是任何一个人智力得到提高的重要条件。简言之,老师们对某个学生成长潜力的信念——无论对错——都会导致他们为这个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优条件。

虚假关联:很多人都会认为两个实体之间应该存在的某种联系。比如认为推销员的性格应该是热情善谈但令人厌烦的。

内群体—外群体效应

将世界分为“我和我之外”如此两类事实的时候,研究者发现了至少存在两种后果的大量证据,它们可以称之为同质性效应(所有那些人看上去都与我相似)和内群体偏爱。

总的看来,我们倾向于将外群体的成员,看得比我们自己的群体(内群体)成员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例如Bernadette Park 和 Myron Rothbart要求三个不同的妇女联谊会的成员,支出每个联谊会中成员之间的相似程度。他们发现,这些妇女认为其他联谊会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要高于自己所在的联谊会。对这种效应的解释是:

当被试们考虑自己的群体时,他们将群体成员视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各项和生活方式。当考虑外群体成员时,被试们用群体标签来看待他们,因此便认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都与其群体特征相类似。

内群体偏爱:人们从任何维度上看都感到自己的群体更好,而且认为自己的群体应当受到奖赏。
内群体偏爱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被称为: 最小群体范式。这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Henri Tajfel首创(For reviews and disscusion, see Tajfel ,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J. C.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New York : Basil Blackwell.)。

Tajfel的研究令人们感兴趣的是,一些重要的结果往往来自于意义很小的群体认同。也就是说,这些被试在参与研究之前是素不相识的,他们相互之间不可能有交往,而且他们在行动时又完全匿名。然而,从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同那些与自己共享一个无意义名称的人,就像是很好的朋友或者很近的亲戚。被试们表示他们喜欢那些与他们有共同名称的人。与那些分属不同名称的人比起来,他们在评价与自己同属一个名称的人时,认为这些人拥有更加讨人喜欢的个性,而且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被试们会向那些共享同一名称的人分配更多的金钱和奖赏。这些倾向可能构成种族或者民族偏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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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20 : 便捷式判断

面对浩瀚的信息,我们一般都采取一种便捷式的判断:将问题简单化,进而进行判断(Nisbett, R. , & Ross, L. 1980, Human in ference : Strategic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s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herman, S. J. , & Corty, E. 1984. Cognitive heuristics. In R. S. Wyer & T. K. Srull (Eds.) ,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 1, pp 189-286). Hillsdale, NJ : Erlbaum.
Tversky, A. ,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1.代表性便捷判断;
2.态度便捷判断;
3.易得性便捷判断。

代表性便捷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某个认知对象与另一个认知对象的相似性,并推断第一个对象与第二个对象一样。比如,我们知道高质量的产品价钱也很贵;因此,如果某个东西价格很贵,我们便可能推断它的确很好。

态度便捷判断:人们倾向于将态度便捷式判断作为一种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式(Pratkains, A. R. 1989.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of attitudes. In A. R. Pratkains, S. J. Breckler, & A. G. Greenwald(Eds.) Attitud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p. 71-98). Hillsdle, NJ: Erlbaum
Pratkains, A. R. , & Greenwald, A. G. 1989.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atttitud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L. , Be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2, pp.245-28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依据态度,我们可以将认知对象归为有利的一类(对这一类所适用的策略包括喜欢、接近、赞扬、珍爱、保护),或者不利的一类(对这一类所采用的策略包括厌恶、逃避、责备、忽视、伤害)。态度便捷式判断的另一方面是光环效应,这是一种总体性偏见,对某个人良好的或者不好的总体印象,会影响到我们队这个人的推测与期望。其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错误一致效应: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高估人们在每个问题上赞同自己的比例。

易得性便捷式判断:依据我们很轻易想到的具体事例而做出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运用易得性便捷式判断被证明是准确而有效的。但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有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并不能代表整体的印象,因此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判断失误。如,在问到,在美国人当中,死于鲨鱼袭击的多还是死于飞机坠毁的多?你认为死于火灾的人多,还是被水淹死的人多?绝大多数人回答,死于鲨鱼袭击的人要比死于飞机坠毁的人更常见,死于火灾的人比被水淹死的人更为常见。事实上,两个答案都是错的。根据Scoot Plous的观点,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想起那些死于鲨鱼和火灾的人,因为这类事件更可能出现在清晨六点钟那栩栩如生的新闻报道中,而且更有可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什么时候人们会使用便捷式判断
1,我们对某个问题没有时间进行仔细思考时;
2,我们接受了过多的信息,以致于我们不可能全部处理这些信息;
3,需要权衡的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而我们不屑于对它进行思考;
4,当可用于决策的可靠知识或者信息很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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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19 背景对社会判断的影响

社会背景的四个不同方面:
1.比较不同的选择;(诱饵选择;矮人到了矮人国将成为巨人)
2.想法被情境激活;(想法植入、前置。媒体的定型启动:比如人们在篮球巨星魔术师宣布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这一议题才被深切关注)
3.为决策设置框架;(人们不喜欢失去。 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选择实验)
4.呈现信息的方式。(首因效应)

选择实验 (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 1984,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341-351):

假定你是美国总统,某地发生罕见瘟疫,预计将有600人丧生。为了抗击疾病,你的高级顾问为你准备了两套方案,而且尽最大努力预测了采取每种方案可能出现的后果。

·假如采取方案A,其中200人将会活下来。
·假如采取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都活下来,有三分之二可能性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在实验中,72%选择了方案A。

但你的顾问希望你作出另一种判断,他们可能会以下面的形式呈现问题:

·假如采取方案A,400人将会死去。
·假如采取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没有人会死去,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将会死去。

这时候,你会怎么选择?78%的被试在实验中选择了方案B。实验者提出,类似地,失去20美元的痛苦,要比得到20美元所带来的欢乐强烈得多。

再来看看实际发生的事:E.Aronson和他的学生Marti Gonzales及Mark Costanzo ()做了一项实验发现,在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支付几百美元为他们的房屋绝缘以保存能量方面,框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一种条件下,在对每家每户进行考察后,能源专家为每位户主提供了一份每年他们可以在取暖费上节省钱数的详细具体的说明。在另一种条件下,所设置的框架是要求核算师从损失角度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他们提供了同样的信息,但却告诉那些户主他们每天损失多少钱,就像每天从窗户外扔钱一样。

结果表明,“损失”条件下可能为房屋绝缘的户主,是“节省”条件下的两倍。

首因效应实验

所罗门·阿希的实验(Asch, S. 1946, Forming impression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m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258-290)中,他向被试提供了一些像下面这样的描述句子,接着要求他们对每句话所描述的人进行评价。
a.史蒂夫是一个聪明、勤奋、冲动、挑剔、固执、好妒忌的人。
b.史蒂夫是一个好妒忌、固执、挑剔、冲动、勤奋、聪明的人。

实验发现,与命题b相比,命题a这种描述方式,使得史蒂夫得到更为正向的评价。

信息量对人的判断的影响

过多的信息会产生稀释效应。Henry Zukier(1982, The dilution effect: The role of the correlation and dispersion of predictor variables in the use of nondiagnost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1163-1174)的实验说明了这一点:
·Tim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大约31小时。
·Tom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大约31小时。Tom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大约每三个月会去看一次他的祖父母。他曾经约会过一个女朋友。他大约每两周打一次台球。

实验中,更多的人认为Tim要比Tom聪明。

稀释效应对于某些印象管理感兴趣的人,例如那些从事营销或者从政的人。具有显而易见的应用价值。广告商知道,广告中包含不牢靠的或者无关的说法,可能会降低顾客强烈的购买欲求。一位不讨人喜欢的政治家,可能会通过包含不相关信息(例如,一段他或她童年时代的小故事,或者对家庭住宅的描述)的竞选广告,来降低他在人们头脑中的负面形象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稀释效应呢?毕竟关注那些与所做判断无关的信息,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一向约会习惯方面的信息,会让一个人看上去不太聪明?或者为什么一段某个政治家出生地的小故事,会降低他或她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形象和影响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有关某个人的无关信息,可以使他看上去与他人更加相似,这样也就显得他更为普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普通人在学业上不太可能取得很高的平均成绩,在从政时也不太可能特别地差劲。

因此,可以看出,稀释效应适用于正面和负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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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imal 18 : 人类都是认知吝啬者

根据Susan Fiske和 Shelley Taylor的观点 (1991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 McGraw Hill),人类都是认知吝啬者——也就是说:人们总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考虑到我们的处理信息的有限能力,我们会试图采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策略。在采用这一策略时:我们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以减轻我们的认知负担;或者“过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去寻找更多信息;或者意外感到几乎已经足够好,而情愿接受一种不太完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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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论盛、中、晚唐诗风

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
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转引自 董桥 《白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